这条街民风彪悍上海本地人轻易不敢惹

很多年前，站在上海和平公园旁的小高楼，推窗而见的不是梧桐树影，是连绵的油毛毡

  很多年前，站在上海和平公园旁的小高楼，推窗而见的不是梧桐树影，是连绵的油毛毡屋顶，那片区域向来以民风彪悍著称，这就是虹镇老街。

  虹镇老街的起源，最早可追溯到150年前，长江北岸的灾民为躲避饥荒、战乱，划着小舢板来到上海，在虹口郊野的乱葬岗和麦田间搭起草棚。到了解放前，这里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，居民多半靠出卖体力生活，有的拉橡皮塌车，有的在码头扛包，人多了，慢慢催生出一些服务配套行业，比如小作坊，剃头匠，修补摊，点心摊，小杂货店等等，自然也有帮派，这里是一个大号的“九龙城”，有他们自己生存的法则。

  上海解放后，居民大多还是从事原先的职业，没有老板，没有了帮派，他们有了新的集体组织，还有了一个新的称号，叫劳动人民。

  虹镇老街不只是一条街，它代表了一个地块。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三十年前居住着近一万六千户居民，人均居住面积不足5平米。老街的路面，是用石子铺起来的，这样的石子路面，上海很多的弄堂小路都有，它有专门的名字“弹格路”。

  当年，一位大妈着急去临平路上的公平大戏院看淮剧，匆忙之间，忘了煤球炉上面还悬挂了一只竹篮，急急跑出家门。这只篮子，最后竟引发了一场大火，千余间茅草房、土坯房消失在火舌之下，近百家工厂、作坊、商铺，小摊点化为废墟。

  火灾过后，当年还是提篮桥区的区政府出面，调拨财政资金，发动社会力量，在虹镇老街周边建造大量矮平房，解决无家可住的灾民居住问题，这批公房取名为“爱国新村”，之后，又在废址上建成虹口工人体育场、虹口工人俱乐部，为居民提供休闲和娱乐的去处。

  就此，虹镇老街初具规模，在后来的近50年间，面对人口膨胀，改造却停止了脚步，依然是无数条弄堂，一样的矮平房，一样的泥墙、瓦顶，一间又一间，贫困与拥挤始终如影随形。

  地下赌场、走私香烟、盗卖工厂物资在这里是司空见惯了的，弄堂里的年轻人，为争地盘，为一句话，或者仅仅是为了看不顺眼，抬手就是拳头，砖头与铁链是家常便饭，不行，还有一米长的砍刀。

  “当时派出所警力紧张，只要不出大事，一般都是不了了之。”这是一位老居民多年后的回忆。“在这块地方，连呼吸都是拼出来的。”

  如果能让演小品，想里娘气的巩某人在这里待几天，恐怕不敢在春晚舞台上形容上海“小男人”吧。

  生活在此地的已是第三代移民的天下，无论父辈来自苏北，还是宁波，以及另外的地方的人，他们在老街，都是阿拉虹镇人。

  对外，他们以彪悍闻名上海滩，真要干架，虹镇老街的人，一个电话就能召来数十，上百人。

  八十年代，如果有人在外打架时喊一句“我是虹镇老街来的”，对手就会心虚许多。

  虹镇人有自己的一套伦理，他们每天踩着弹格路，顶着夕阳回家，生炉子做饭，端着碗串门“蹭菜”是常态，孩子没人带就托给弄堂阿婆。

  冬天，几户人家挤在灶披间取暖，共享煤球炉上一锅泛着热气的腌笃鲜；夏天，男人打赤膊，几个小菜，几瓶小酒和“宁腔北调”的谈笑声。

  白天，街面窄窄的老街，摆满了蔬菜摊、鱼肉摊，还有烟纸铺、旧货摊和五金摊，讨价还价声、打闹声， 甚至吵架声，闹嚷嚷地响成了一片。

  说到讲义气，上海人都知道虹镇老街一个叫徐根宝的男人，别误解，这个徐根宝不是踢足球的徐根宝。

  三十多年前，流行过这样一句话：交友要交徐根宝，他是很多上海人眼中的“模子”。

  这是桩创造出诸多第一的旧事：50年代以来，上海第一次持枪抢劫案；第一次银行抢劫案；全国第一次电视公开播放刑事庭审现场。

  1987年11月，虹口区一家银行储蓄所突然传出刺耳的警铃声，随之而来的是枪响，银行女出纳员朱亚娣倒在了血泊中。

  那时候的银行柜台镶嵌有玻璃，可以清晰看到银行工作人员打算盘、数钞票，台面上也是有栅栏的，有金属，也有木制，很多就是做做样子。

  面对这样防君子不防劫匪的环境，劫匪显然心虚了，害怕了，在没有抢到一分钱的情况下，仓皇逃出银行大门。

  于双戈做过海运乘警，因为走私外烟被调职为公交车售票员，收入骤降，要命的是他还染上了赌瘾，欠下一债，这才起意抢银行 。

  他先是潜入原先工作过的“茂新”轮，在航警值班室，盗得五四式手枪和子弹，这些杀人工具就藏在好友于徐根宝的住处。

  看着同是虹镇人的于双戈，徐根宝倒是劝说了一番，劝说无效之下，徐根宝还是出于义气，为他保管。

  案发当天，于双戈潜回女朋友蒋佩玲家，蒋佩玲劝阻不成，借款助男友逃离上海。一周后公安局破案，于双戈在宁波被抓。

  1987年12月初，大街上异乎寻常冷清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却是人头攒动，这里将开庭审理于双戈案，当电视台首次播出庭审画面时，上海收视率打破90%。最开心的要数法院门口卖茶叶蛋的小商贩，一天开张挣了一礼拜的钱。

  电视屏幕上，一个纤弱、文气、清秀的女子，对自己犯罪动机进行阐述，蒋佩玲的解释是：我有啥办法，他总归是我男朋友。

  徐根宝，看上去就是一个老实厚道的男人，为了兄弟，“义气”了一把，没有一点好处。

  当他在庭审时说出“判我多少年都认，出卖朋友做不到”时，一个弱女子和一个好兄弟，因为“情义至上”的选择，成为了上海市井舆论的热议焦点。

  控辩双方围绕“自首与抓获”、“情义与法理”进行激烈交锋，公诉人坚持强调蒋佩玲资助于双戈、妨碍司法的事实。

  公安出身的律师郑传本则抖开一张地图，用贼骨铁硬的宁波普通线号派出所不是蒋佩玲回家必经之路，特意前往，为了什么？”他还特别强调：“一个24岁的女工，面对惊天大案时，更多的是恐惧与迷茫，不能等同于蓄意包庇。”

  这个细节成为案件审判的关键，蒋佩玲的确有自首的想法，是在派出所门口被紧张气氛“镇住”后，才被民警发现。

  最终，法院采纳了部分辩护意见：蒋佩玲被判3年有期徒刑，徐根宝获刑5年，于双戈处死刑。

  因为这一起案件，郑传本律师成为了市民偶像，蒋佩玲和徐根宝的轻判，和他的辩护有很大的关系。

  事后，一位长期从事刑侦工作的老刑警感叹道：“那场直播让上海人第一次觉得，法庭不是戏台，律师也不是摆设。”

  蒋佩玲和徐根宝虽然因此吃了几年官司，但是“讨老婆要讨蒋佩玲，交朋友要交徐根宝”，成为上海很长一段时间的市井谈料。

  在现实生活中，如徐根宝这样的朋友，的确是非常稀有，只可惜，交友不慎，害了自己。

  当电视台反复播放蒋佩玲梨花带雨的面庞时，我们该反思：为什么一个为保护公共财产牺牲的女工，反不如包庇凶手的“痴情女”引发共情？”

  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当时的年龄，要是活着，今天也该退休了吧，抱抱第三代，跳跳广场舞……可惜她死了。

  时间到了2019年，虹镇老街斑驳的砖墙上贴满动迁标语，一盆被遗弃的鲜花静静躺在拆迁废墟中。

  随着最后一户居民搬离，虹镇老街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，他们曾是城市化的牺牲品，最终又成为其受益者。

  蒋佩玲出来后在“多灵”歌舞团唱歌，听说嫁了剧团一个工作人员，一直很低调，郑传本去世时，她到了现场，后来就没有后来了。其实，这样挺好的，过好小日子，比啥都强[呲牙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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